蔡昉教授受邀在北京大学做学术报告《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发布日期：2018/07/03　　来源：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2018年6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农业经济学前沿讲座系列》暨CCAP国际知名学者讲座107期迎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教授。蔡昉教授以《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为题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黄季焜教授主持。

                                                                           图为蔡昉教授在做学术报告

        蔡昉教授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或必要条件。至少在前3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但为了继续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平稳增长则必须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变为依靠改革红利。蔡昉教授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中国奇迹”与“克鲁格曼-扬诅咒”形成两种对立性观点。保罗·克鲁格曼、埃尔文·扬两位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新加坡为例唱衰亚洲“四小虎”，将其称之为“纸老虎”（paper tiger），并随后转向唱衰中国经济增长。具体而言，认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生产效率提高，既非奇迹也无可持续性；中国增长全是生产要素的积累，而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蔡昉教授将上述观点称为“克鲁格曼-扬诅咒”，并认为中国早在1994年便初现经济增长奇迹。
        二是“克鲁格曼-扬诅咒”存在两大错误。蔡昉教授指出，“克鲁格曼-扬诅咒”既看不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必要条件，又贬低其充分条件。一方面，看不到必要条件。研究者引用钱纳里的观点，认为“即便没有发展的必要条件，只要消除制度弊端，也能实现加速发展。”显然，“没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加速发展”的观点只适合解释经济增长回归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常态，而无法解释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贬低充分条件。研究者引用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的观点，不仅把探索者、设计者、实践者的努力一笔带过，而且贬低了中国经验的一般意义。
        三是“中国奇迹”的客观证据、充要条件以及驱动力转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从1981年至2011年30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8.8%，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10余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8.8%增长率，那么1981年出生且预期寿命68岁（1981年至2049年）的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将提高数百倍。虽然今后并不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但迄今为止已经创造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奇迹。可见，中国居民能够史无前例地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对此，蔡昉教授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改革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在新常态时期，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因此，经济增长的转动力应从要素驱动向生产率驱动转变，改革红利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最后，在提问环节，蔡昉教授与在场师生就二胎政策、产业转移、二次人口红利、“地方抢人才”现象以及户籍制度如何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稿件作者：林文声